跨国取证
“寻访过程，也是与日本友人深入沟通交流的过程，是争取和平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
“接受实验的人被绑在十字架上，飞机飞过来，投下细菌弹”“战败以后，把剩下的实验者都杀了”……这是来自731部队日本老兵的证言。
“731部队从出现到覆灭，始终处于‘绝密’状态。还原历史真相，需要来自加害者的证言。”上世纪末，金成民多次到日本开展学术交流，见到不少侵华老兵在和平集会上反省，逐渐产生跨国取证的念头。
促使金成民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的，是原日本宪兵三尾丰的去世。1944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当宪兵的三尾丰曾参与“特别移送”，并于1997年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为加害者证人陈述了自己的罪状。
1998年5月，金成民在东京的一次和平活动上见到了三尾丰，并约定下次见面深入探讨“特别移送”档案。“两个月后我再到日本，却得知三尾丰已在一周前去世。这让我意识到，跨国取证已是迫在眉睫，不能再等了。”金成民说。
杨彦君介绍，731部队严格规定“不许对外说起关于人体实验的任何事”。在溃逃前，石井四郎又下了3条训令：不得讲出自己的部队履历，不得担任公职，不得相互联系——意即“把秘密带进坟墓”。
“让已经沉默了数十年的原731部队老兵开口，困难可想而知。”金成民回忆。
2000年，在日本友好团体的协助下，一位名叫铃木进的老兵同意和金成民见面，“第一次见面时，一同前来的还有铃木进的妻子。一说到关键处，妻子就会拉他的手，不让他继续讲下去。”金成民说。
第二年再去日本，金成民提出了单独见面的请求，铃木进再三考虑后同意了。在两小时的长谈中，金成民获得了多段重要证词。
第三次见面时，铃木进对金成民说：“谢谢您能来听我讲述，自从把这一切说出来后，我总算不做噩梦，能睡个安稳觉了。金先生治好了我的‘病’。”
“通过‘交朋友’的方式建立信任关系，是取证成功的关键。”金成民说。
同样让金成民记忆深刻的，是与侵华老兵大川福松的接触。“他先是答应后又拒绝见面，经过我们争取，最终同意见面，但提出不讲731部队的过往，且不能录像拍照。”当天，金成民一行和他寒暄到晚饭时间，“我提出来请他一家到附近餐馆吃饭。”
席间，大川福松主动提出“不能让你们白来一趟”。金成民和同事赶忙支起三脚架、打开摄像机，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听他讲述了参与人体解剖的情况。
后来，每次去日本，金成民都尽可能到大川福松家里坐一坐。“2008年，我在他家里看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封面和载有他信息的那一页档案复印件，这是上世纪80年代大川福松为领取军人抚恤金去日本厚生省复印得来的。”金成民说，“自那之后，我们开始找寻档案原件，直到2015年杨彦君查询到它的下落。”
20多年来，金成民及其团队共寻访到300多名原731部队成员，访谈了70多人，其中讲出“有效信息”的有40人，存留下200多个小时的影像资料。
跨国取证，离不开日本友人的协助支持。“大多情形是先由日本的和平团体和友人做好前期联系沟通，征得对方同意后我再过去。”金成民说。
“为揭露731部队真相，九旬老人山边悠喜子已奔走了30多年。”金成民介绍，山边老人曾参加过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上世纪50年代回日本后一直在为中日友好事业作贡献；80年代发起成立了“731部队展实行委员会”，从1992年至今，已在日本70多个城市巡展，观众数量超过百万人次。
“寻访过程，也是与日本友人深入沟通交流的过程，是争取和平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金成民表示。
在731遗址群第二保护区，矗立着一座“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系由日本民间友好人士于2011年集资建立。碑文中写道：“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犯下了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家级罪行。”
以史为鉴警示后人，牢记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
（本报记者张艺开参与采写）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04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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