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學術圓桌）

　　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過程

　　不斷深化中華文明起源研究

　　劉國祥  徐昭峰

　　1921年，我國開始對仰韶文化遺跡進行考察，中國現代考古學由此誕生，迄今已走過百年歷程。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展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等方面作出重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這為我們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不斷深化中華文明起源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堅決貫徹落實好。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文物考古事業步入正軌。隨著考古新發現的增多和考古材料的不斷積累，我們在黃河流域逐步建立起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裡頭文化和商文化的考古序列，中原地區成為最早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發展和演變序列的區域。結合古代文獻相關記述，中華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論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考古學家夏鼐較早提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模式，他在《中國文明的起源》中指出：“我們根據考古學上的証據，中國雖然並不是完全同外界隔離，但是中國文明還是在中國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中國文明有它的個性，它的特殊風格和特征。中國新石器時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帶中國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是在這些因素的基礎上發展的。”

　　20世紀80年代以后，黃河上游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黃河中游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和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黃河下游的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和鄒平丁公龍山文化城址、長江中游的湖北石家河遺址群、長江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遺址群、西遼河上游地區的遼寧朝陽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群等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不斷刷新學術界的認識。在深化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進程中，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了后來被歸納為“多元一體”模式的“條塊說”和“滿天星斗說”等較為系統的觀點。這反映了多元文化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兼收並蓄的過程，反映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的過程。

　　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通過對不同區域一系列遺址開展田野考古發掘工作，充分發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組建多學科綜合研究團隊，取得了豐碩成果，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安徽凌家灘、河南新砦和二裡頭、山西陶寺、陝西石峁等遺址的考古成果尤為顯著，實証了中華5000多年文明和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過程。現有的研究結果表明，距今5800年前后，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后，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模式不斷得到一系列重要考古新發現的証實。

　　目前，我國古代歷史還有許多未知領域，考古工作任重道遠。面向未來，我國考古學界要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實施好“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加強考古資源調查和政策需求調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規劃水平，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遼寧師范大學歷史文化旅游學院教授）

　　讓文物活起來

　　通過古禮考古研究深化對中華文明的認識

　　卜  工

　　深刻認識中國歷史文化，離不開考古學。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那些埋藏於地下的古代遺址、掩埋於地下的文物遺跡，被考古學家發掘出土后，不僅能“活起來”“動起來”，更能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進而不斷深化我們對歷史的認識。“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制的出現、發展與成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獨特經歷。在考古研究中深化古禮研究，對於揭示中華文明獨特的制度創造具有重要意義。

　　禮制發軔於西周以前的早期中國，是中國古代社會有序發展的經驗積累與規則總結。作為古代社會組織的重要支點，禮制是維系群體秩序的重要規則，是維系民族發展的精神紐帶。禮制存在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系統，從《周禮》等著作可以推知禮制的洋洋大觀。顯然，禮制的發展有一個過程，但《周禮》之前的古禮由於沒有留下文字記載，給研究帶來很大困難。

　　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和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出土的類型不同的村落和古城遺址、級別不等的墓地和陵園、風格迥異的祭祀場地與盟誓場所，都展現出一定的等級關系和規則秩序。雖然沒有文字記錄，考古工作者還是能夠從考古發現中復原當時的場景，研究禮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銅制度為例，即可窺其一斑。

　　仰韶文化時期，彩陶成為具有社會功能和標識意義的禮器，廣泛出現於當時社會生活的多種場合，承擔不同使命。比如，聯合結盟、喪葬儀式、祭天祈年、知識傳承都有固定的圖案，從而形成盟誓用彩、喪禮用彩、祭天用彩、傳承用彩的禮制規范。在距今5500年前后開始的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我們可以看到成熟形態的玉禮器起到了表明社會司職分工、規范等級秩序的作用。安徽的凌家灘遺址、浙江的良渚遺址出土的精美玉器，在種類、數量和表達的內涵等方面都體現出跨越式進步的歷史信息，將玉禮器的作用提升到新的境界。距今4000年以后，銅器成為禮器，河南二裡頭遺址、殷墟以及四川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器，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等級關系和井然秩序。

　　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銅制度具有標准化、制度化、本土化的鮮明特點，其連綿不斷的發展歷程為世人所贊嘆。目前發現，早期中國的古禮制度有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兩個大系、多個類型。它們此起彼伏、相得益彰、互通互助、交流融匯，在古代世界獨樹一幟，體現了中國作為禮儀之邦的深厚底蘊，體現了古代中國社會的智慧，對於研究人類文明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古禮的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銅制度，充分說明中華文明博大精深，社會秩序建設源遠流長。正是借助考古學透物見人的研究視角，讓出土文物活起來，讓逝去的場景再度顯現，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歷史。面向未來，考古工作者要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的考古學術支撐。

　　（作者為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21年03月17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