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安全涉及很多方面，本文主要从价值链、产业链及供应链安全的角度进行探讨。价值链安全是我国高度重视的重要领域。从价值链安全这个层面来考察产业安全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我们面临着全球战略重构，对全球价值链的认识也有助于考察产业安全问题。

不确定时代全球价值链变化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日本贸易证监会等多个组织共同发布的《2023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数据，为我们了解不确定时代全球价值链变化的特征提供了支撑。

将目前所处的时期界定为“不确定时代”是具有共识的，因为这个时代存在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冲击。这些冲击和不确定性，首先使全球贸易发展出现了波动。在全球经济处于稳定较快的增长阶段时，其增速要高于全球性增速，但在全球经济出现震荡波动乃至衰退的时候，全球贸易增长受到的冲击也会更大。相对而言，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规模的波动更为明显，因为它更多地体现出价值链贸易的特征。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简单理解是，随着全球战略的出现，目前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割成一系列生产环节，而这一系列的生产环节又分布在不同国家。也就是说，由不同国家的厂商分别负责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在不同的生产环节形成了不同的增加值产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价值增值的链条，我们称为价值链。这使得各个国家间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现了相互贸易。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依赖于分布在多个国家的全球价值链来完成，各种冲击对一国生产造成的影响加大。在一系列生产环节中，某一个或者几个生产环节所属的国家或厂商受到冲击，可能导致整个生产链条都受到冲击。

我国全球制造业产品的贸易从2010年开始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其中也有波动。2010至2011年间虽然增长较快，但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实际是恢复性增长，在此后两三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2014年后又有所下降。2016至2017年有所恢复后，2018年又有所下降。从2018年开始，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突出。2018至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正常增长。2021至2022年全球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实现恢复性增长，2023年的态势也是如此。可以看到，这一过程中存在相当程度的波动，来自于“不确定时代”造成的影响。

对于身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中国来说，这些波动势必会带来冲击。无论是从2018年贸易摩擦加剧开始，对于国内厂商的正常生产和产业的正常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当然，全球制造业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变化情况中有一些不属于价值链贸易。

如果直接看价值链贸易的相关情况，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的总体参与度进行考量，它分为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之所以说“前向”“后向”，是因为整个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可以分成相对上游的部分和相对下游的部分，越接近生产过程终点的环节为下游环节，越接近生产过程起点的环节为上游环节。2008年金融危机前，全球价值链和价值链贸易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就我国来说从1994年开始，通过汇率制度改革和其他一系列配套改革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深入到全球分工和价值贸易中。2008年金融危机对整个全球贸易及价值链分工造成巨大冲击，产生各种各样的波动。这些波动的情况可能会改变各国的决策和行为。

除了波动外，深度分工还会引起生产集聚。如果是产品间的分工，可能会使得某些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集中到少数国家；如果是生产环节的分工，就容易使得某些生产环节集中到少数国家。这就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潜在瓶颈。这个瓶颈生产环节或者产品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卡脖子”技术、“卡脖子”产品、“卡脖子”生产环节不完全一样，因为它是从几个维度来考量的：

第一，技术上的可替代性。技术上的可替代性低，只能由这一国家生产和出口，形成潜在瓶颈。因为这个国家的厂商还能持续供应，它就不是瓶颈，只是潜在的。

第二，市场对该国厂商的生产有较高依赖度。从量上来看，中国从较早开始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潜在瓶颈产品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国，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产能较大，占的份额较高。从2000年到2015年，我国份额持续提高，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呈下降态势。从2015年到2021年，中国作为潜在瓶颈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的份额下降，这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的进程有关。

此外，还有一项指标是后向增加值被依赖度，即别国依赖本国提供上游产品（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等）的程度。后向增加值被依赖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一国在全球价值分工中的地位。美国始终居于首位，中国的地位有所上升。2010年前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后向增加值被依赖度第二高的经济体是德国，但现在被中国超越。

除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价值链贸易的参与度提高外，我国地位也有一定提升。不过，后向增加值被依赖程度高的经济体仍集中在少数国家，再加上各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全球价值链相对而言比较脆弱。近些年来，很多国家有了一些新态势，我们把它统一称为全球战略的重构，包括复制供应链，即缩链或者短链化；供应链多元化，主要针对上游产品供应来源过于集中，或是对某一供应来源依赖度过高的问题；供应链区域化，与复制供应链类似，但它特指把整个价值链缩小到本区域中，有助于节省运输成本；供应链本土化，也叫“再在岸化”，即通过将以前部分外包的生产环节进行国内再生产、再供应，实现供应链本土化。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由于面临风险，会有缩链、供应链本土化、供应链多元化等考量，同时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考量。有这样考量的国家，势必要把产品从中国进口转向其他的经济体进口，对我国出口形成压力。比如，部分西方国家通过脱钩和去风险使供应链本土化、多元化、区域化和短量化，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形成压力。同时，以前他们的出口市场集中在中国，而出于多元化考量会减少对中国的供应，我国生产也会受到一定冲击。这就是产业安全问题，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安全问题要跟全球价值链分工、价值链贸易的变化结合考量，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相当程度上跟全球制造业部门的价值链分工密切结合，其他国家的进口供应来源变化和出口目标市场变化都会对我国造成影响。

可以看到，近些年来以西方部分国家为代表，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贸易壁垒呈现上升趋势，技术壁垒增加明显，同时卫生检疫环境等壁垒也在增多，这些会对我国原本的目标市场和产业循环体系形成冲击，影响其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和自主性。这也是我们强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原因。

产业安全与价值链韧性、可持续性

想要在“ 不确定时代”中保证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韧性与可持续性，肯定要考量影响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和可持续性的因素，什么因素能提高它，我们就去鼓励这些因素；什么因素会抑制和降低韧性和可持续性，我们就去改进调整。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于韧性和可持续性要有辩证认识，就像我们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安全要有辩证认识一样。如果完全把安全看作自主性，将所有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都放在国内，是有助于安全，但不一定能够保证自主性。这相当于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出现问题，可能是全体系的大问题。二是我们要考量是什么影响了韧性和可持续性，这里有两种思路。

考量可持续性是通过单一维度，如从环境角度去考察。但我们可能要用多维度的方式考量，这样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同维度所赋权重需要达成共识。其次，韧性与可持性是不是越大越好？对此我们也要有辩证认识，然后再去考量它的影响因素。

中国国际价值链变化与中国产业安全

中国国际价值链的变化与中国的产业安全相互影响，它们是相互内生的变量，我们要努力实现二者间积极的相互影响。

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产业安全

这里，简单说一下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产业安全之间的关系。

首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与产业安全相互支撑。我们建立起先进技术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使其更加安全、更加可靠、更加可控。其次，产业升级转型需要产业安全，想要实现升级转型，没有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没有安全的产业体系环境，很难实现转型升级。再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服务于产业安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身就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它对产业安全有积极影响。

最后，要坚持统筹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产业高水平安全。安全不能只看一个维度，“不生产就没有任何风险”是行不通的。我们不仅要生产，还要发展；我们的产业发展不仅仅是升级转型，不仅仅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还要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总而言之，这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需要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统筹考虑。（丁一兵，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