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出版社供圖

　　自2019年7月起，中羅聯合考古隊在羅馬尼亞多布若瓦茨遺址的田野工作已經斷斷續續開展了4年。《羅馬尼亞庫庫特尼文化彩陶集萃》即是該田野發掘項目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也是中羅聯合考古隊共同完成的第一本出版物，共錄各類精品文物近200件，它們主要來自羅馬尼亞雅西市及其鄰近縣市的6家博物館，基本涵蓋了庫庫特尼文化分布的核心區域。

　　彩陶和“彩陶文化”的研究，是長久以來備受考古學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彩陶因涉及器物形態、器表圖案、裝飾色彩、出土情境等諸多方面，相關研究略顯特殊。也正因如此，如何准確、系統地展示彩陶全貌，如何客觀、理性地討論彩陶文化，始終是學界面臨的難題和挑戰。日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編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羅馬尼亞庫庫特尼文化彩陶集萃》（后文簡稱《集萃》）正式出版。翻閱數遍，令人振奮。

　　《集萃》首次將庫庫特尼文化核心區摩爾達維亞高原出土、分布在5個縣市6家博物館的近200件彩陶集中展示，還將庫庫特尼文化的延續時間、分布空間、典型陶器、重要聚落、生業方式等進行了“濃縮式”介紹。

　　從推進學術研究方面來說，《集萃》的出版有3方面的貢獻。

　　首先，深化了中歐史前彩陶對比研究。關於歐洲庫庫特尼文化和中國仰韶文化相似的彩陶對比，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新偉已進行過細致的梳理。根據《集萃》公布的各期典型彩陶，讀者既可以從宏觀整體、也可以從微觀細節等不同角度全面審視庫庫特尼文化彩陶。其實，《集萃》收錄的《庫庫特尼文化概述》一文的研究成果已經明確，庫庫特尼文化彩陶早期主要為螺旋紋，其次是折線紋、小橢圓形和三角紋，中期擬人元素出現，晚期增加了動植物圖案，《集萃》展呈的三期彩陶與這一研究結論完全相符。

　　盡管目前關於庫庫特尼文化的年代和分期有多種方案，不同方案的差別還非常明顯，但其總體年代和仰韶文化基本同時。以此認識為基礎，可知二者彩陶的整體面貌絕非“大同小異”，而是“大異小同”，它們在彩陶器類、形態特征、主題圖案、風格樣式等諸方面，均有區別。其根本原因很有可能是中歐兩地的彩陶有自身的演進脈絡，所依托的考古學文化有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

　　其次，助力中國彩陶和彩陶文化研究。關於中國史前彩陶和彩陶文化的來源及演進問題，在中國考古學成長之初，就像一團迷霧，朦朧但很誘人。雖然還有諸多問題有待深入，但經過幾代學者的艱辛探索，中國史前文化的框架譜系和彩陶演進脈絡已基本厘清。

　　已有考古資料和研究成果清晰展示出，彩陶在中國的發生和演進呈現出明顯的多元態勢，如在遼河流域的紅山—小河沿文化系統、黃河流域的仰韶—馬家窯文化系統、長江流域的上山—跨湖橋文化系統等，彩陶均成體系出現，且特色各異。種種跡象表明，雖然自然環境不同、文化傳統各異，但多地都能孕育出以本地特色彩陶為標志的考古學文化。

　　至於中國彩陶和國外彩陶之間的關系，當下的中國學者已經不再糾結和執著於究竟是“東風西漸”還是“西風東漸”。面對層出不窮的新材料，學者們已更加自信、開放與冷靜，他們將更多的學術興趣點聚焦在對彩陶遺存的系統梳理、特殊彩陶文化現象出現的動力尋找和成因闡釋上。

　　最后，推動“一帶一路”史前文化和早期文明的綜合研究。

　　位於黑海地區的庫庫特尼文化和位於黃河中游的廟底溝文化在延續時間、彩陶特征、聚落形態等內涵上均有不少共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陳星燦在《集萃》序言中已有總結。但是不同之處也相當明顯：自然植被景觀方面，庫庫特尼文化植被景觀以森林草原和森林為主，廟底溝文化部分核心區域則以疏林草原和草原為主。聚落性質方面，二者都能見到環壕聚落，但庫庫特尼文化一些聚落帶有防御工事的特征顯著，而廟底溝文化的環壕聚落中尚不明確哪些究竟屬於防御功能。此外，庫庫特尼文化還有季節性聚落，廟底溝文化還沒有發現此類聚落﹔生業經濟方面，庫庫特尼文化以小麥和大麥等為主，廟底溝文化則以粟、黍為主﹔手工業技術方面，庫庫特尼文化已經出現了較為發達的紅銅冶煉和加工鑄造技術，廟底溝文化發現的紅銅遺物屈指可數。

　　總而言之，《集萃》呈現的海量信息和提供的重要線索，將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史前文化和早期文明的綜合研究。

　　更為重要的是，《集萃》的出版，對考古科研機構開展中外聯合考古工作，具有啟發意義。

　　羅馬尼亞多布若瓦茨遺址考古工作的開展，雖然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外聯合考古工作中的一個點，但既有針對該遺址長期規劃的多年度考古發掘，又有針對發掘遺址和相關課題的學術研究。很顯然，《集萃》的出版只是開啟多布若瓦茨遺址及相關學術問題研究的前奏。不出意外，多布若瓦茨遺址的發掘和《集萃》的出版，會為中外聯合考古工作帶來一些新思考。

　　（作者為吉林大學考古學院教授）